（文/昌言）

二、盐，国之命脉（续）

黄帝之后，尧、舜、禹属于部落联盟时代。尧建都平阳，距河东盐池约140公里；舜建都蒲阪，距河东盐池约60公里；禹建都安邑，距河东盐池只有20公里。然而，明明“河东盐池地区并不适宜农耕文化的发展，可却偏偏最先成为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区。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都是围绕解池立国。由解池这个核心向四方推进，又才有河南的伊洛文化，河内的殷墟文化，渭水平原的周秦文化，和汾水盆地的晋文化纷纷发展起来”。立国须有盐，无盐不立国。这是早期社会的经典戒律。

谁控制了盐，谁就拥有了财富，谁就拥有了统治权力。我国黄河流域的上古人类是围绕河东盐池而聚居的，也正因是有这个盐池，因此成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长江流域则因三峡地区的盐泉而屡发战事：“以盐立国的廪君巴人”“逐盐而迁，为盐而战”“巴国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巴楚因盐泉战事长达百年之久”，此后又有“秦楚夺盐之战”。因为食盐而发动的战争在世界古代史上不乏其例。盐，实为国之命脉，有则兴之，无则亡之。

2.盐贡之重要

古代社会把食盐看作是不可逾越的生命底线，是“立国之本”，是“国之命脉”。食盐是促成黄帝部落的“华族始祖”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食盐也是尧、舜、禹部落联盟得以建国的“主要命脉”之一。夏王朝脱胎于原始社会，是三皇五帝的延续，是第一个奴隶制形态的国家。雏形国家的政治体制、组织形式和财政形态可能简陋和粗糙，但在立国的重大问题上是绝不会有半点退让。盐贡就是盐税的原生形态，公共权力的发展需要这个明确的答案。

商代食盐生产的规模和技术都超越了夏代。据报道，考古人员对双王城盐业遗址调查和试掘，“共发现古遗址77处。其中商代至西周初期70处”“双王城地区是商代制盐的一个重要基地”。“在北部3.5平方公里范围内，已发现30处遗址，每平方公里达9处。制盐遗存分布如此密集、制盐规模如此之大，这在我省乃至全国都属于首次发现”。另据李屋遗址考古所提供的材料证明，“（李屋）是商代版图中的一个近海之地，也是一个制盐较为集中的地方”。商君武丁所作《商书·天命》下篇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可见盐在商代生活中的地位。

商承夏制，仍行盐“贡”，并已出现负责盐政的专职官员，甲骨文有“卤小臣”（《合集》5596）一词，专家认为这是晚商的盐官之设。

周代盐业生产品种已经迅速扩大，除了池盐，还有海盐、形盐、岩盐等。周代仍行“贡”法，但分为两种：一是所谓的“邦国之贡”（九贡），即各诸侯邦国对周天子的“贡”；二是所谓“万民之贡”，即“以九职任万民”，民皆有贡。史载“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可见盐贡之重要性。

周代的国家体系更为完善，已设置了“盐人”专职盐政管理。《周礼·天官·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供）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王之膳羞共其饴盐。”

3.管仲相齐，食盐专卖

春秋早期，齐国管仲对租税一向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薄税敛，毋苛于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强制性租税征课，无疑是夺取百姓财产，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因此，赋税的征收应该是“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表面赐予有形，实质夺之无形，百姓高兴，官府获利。这实际上是《管子》在税收课征方式上提出的欺诈性原则。他主张“轻重鱼盐之利”“唯官山海为可耳”“海王之国，谨正盐策”“伐菹薪，煮沸水为盐，征而积之”。以食盐专卖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并以实证方法说明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国通过食盐专卖可以获取两倍于人头税的收入。管仲相齐，他的主张得以贯彻，在齐国推行了食盐专卖，以专卖收入取代了税收收入。这是齐国成为强盛富裕之国，雄踞五霸之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盐政的主要财政形态就是盐贡，特别是《尚书·禹贡》所载的“盐”贡。刘德法先生从文字学角度分析了“盐”，他认为汉字很有讲究，有象形文字的基础，“盐”字繁体正写为“鹽”，是由“臣”“人”“卤”“皿”四个字组成，实际上“盐字分为三部分：下部象征制盐的工具，上部左边表示王权之下的官僚，上部右边则是制盐的卤水。这个字较具有甲骨文的特征，且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古代政权对盐的垄断”。

“盐贡”是税收的原生形态。正因为盐贡的重要性，所以必须是税收，这是国家至高无上的原则。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限于技术和产量制约，必须定时足额缴纳，而且要确保运输道路的畅通，这就凸显了国家对食盐的重视程度，不仅有制度内（税收强制）的规定，而且还需制度外（运输机制协调）的保证，以解决陆路不畅、水路淤塞的种种问题。因为谁控制了盐，谁就能在早期社会脆弱的政治平衡中掌握制胜的砝码，这是早期国家的生存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