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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与中国上古文化——立足于三峡地区盐资源与巴文化的关系的考察

文章作者:程龙刚 发表日期:2010/12/28 21:06:33 点击次数:4055 次 文章来源:《盐文化研究论丛》 发布人:盐业史话

 

 
盐在中国上古文化形成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是近二十年来专家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课题,在盐与中国上古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和思路 。但是,这些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个需要注意的倾向:由于受当时考古材料的限制,大多在探究这一问题时显得很茫然,甚至仅限于猜想或臆测。这给我们探讨盐与中国上古文化的特殊关系造成一定的困难。
1997~2003年,在三峡库区实施的文物抢救性发掘工作,特别是“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在三峡重庆库区开展的盐业考古,给我们探究三峡地区盐资源与巴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新材料。“在忠县中坝、瓦渣地等地开展的盐业考古,有助于探索古代巴人的经济特征,并进而从一个方面理解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片不太适合农业经济的土壤上十分丰富的人类遗存。” 笔者拟以此为切入点,以考古材料为主线,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成果,通过探讨三峡地区盐资源与巴文化的关系,以期对盐与中国上古文化的特殊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巨厚便利的三峡盐资源
中生代和新生代剧烈的地壳运动,造就了三峡地区独特奇异的地貌和丰富便利的盐资源,为三峡先民繁衍生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使三峡地区成为南方文明的摇篮。
中生代三叠纪,今四川盆地(包括现在的云南、陕西和甘肃的部分地区)尚属浩瀚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在高温干旱的气候环境下,规模达50万平方公里的咸化海域——上扬子蒸发海形成,咸化海膏盐沉积下来。三叠纪末,由于印支运动,秦岭地槽上升,黄陵庙背斜等崛起,海水从盆地西南退出,四川盆地基本形成,存留在盆地内的海水和积水成为一个面积约为20万平方公里的内陆湖“巴蜀湖”。侏罗纪时期,由于气候炎热干燥,残留的海水强烈蒸发,巴蜀湖面积逐渐蒸发缩小为仅2万平方公里的“蜀湖”,沉积了较为丰富的盐卤结晶。白垩纪,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北部地区逐渐抬升,盆地南部产生凹陷形成“巴湖”,沉积了厚厚紫色砂岩,个别地方有盐晶和石膏的沉积。由此可见,三峡地区的盐资源,是在四川盆地形成过程中,海水和湖水中的浓缩盐卤结晶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天长日久沉积而成,主要分布于三叠纪和侏罗纪岩层中。
在三峡地区巨厚的盐矿资源中,处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万县盐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盐矿资源,最引人注目。万县盐盆,横跨长江两岸,大致呈北东—南西展开,西南端起于忠县拔山寺以南,东北端止于云阳以西,西北和东南分别以云阳黄泥塘、云安镇背斜和大坪山—方斗山背斜为界,延绵约100公里,南北宽20~30公里,盐体展布面积2700平方公里,远景储量1500~1600亿吨 。由此看来,这的确是上天对三峡地区人民的慷慨馈赠。三峡地区的盐矿资源为自然盐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三峡地区巨厚便利的自然盐泉,是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和新生代的喜马拉雅运动造就和赐予的。盐矿在沉积和重力的作用下形成,其层次像一本本重叠的书,近似水平。但是,在地壳运动作用下,绝大多数岩盐矿层都发生了弯曲、倾斜和断裂,使盐卤出露地表。侏罗纪末兴起的燕山运动,使四川盆地东部边缘褶皱隆起,盆缘形成了七曜山、巫山、黄陵庙三大背斜,三叠纪和侏罗纪等的盐层被挤压弯曲,从深埋的地下被抬升至背斜轴部,并发生断裂。抬升的盐层被地表雨水和地下水淋滤、溶解形成的卤水受压,易于沿断层面汇聚。距今约4000万年前,喜马拉雅运动使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剧烈上升,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形成,上升的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堵塞了四川盆地积水的西南出口,巴湖在汇集了盆地诸水后,将连绵起伏由北向南横亘在川鄂大地之上的巫山山脉从中剖开,经盆地东南边缘七曜山、巫山及黄陵庙背斜低洼处的河流下切地带夺路东泄,进入江汉平原,长江水系基本发育完成。滔滔滚滚的长江及其干流水系强烈的侵蚀下切,使赋存于构造裂隙带的卤水从复杂的褶曲地层里不断地冒出地面,形成自然盐泉。据地质部门测算,仅重庆万州及附近地区每年流失的岩盐资源就达30万吨之多。
从史料记载来看,散布于三峡地区的巫溪县宝源山、彭水县郁山镇、奉节县白盐碛、云阳县云安镇、开县温汤井、万州长滩井、忠县井和涂井、湖北建始,自古以来皆有盐泉涌出。这些盐泉,或从山麓流出,或从溪河旁地面渗出,具有天然性和浅层性的地质特点,较易被人类发现和开发利用。在这九处涌流不绝的盐泉中,宝源山盐泉最具代表性,从高出河面约七八米的宝源山麓石穴中奔流而出,气势磅礴。“(宝源山)旧名宝山,气象盘蔚。大宁诸山,此独雄峻。上有牡丹、芍药、兰蕙,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即咸泉也。” 
二、盐资源演绎的巴文化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巴人的记载可谓苍海一粟,尽管信史偶有叙述,但凌乱而又相互抵牾。1997年大江截流以前,峡江地区山高谷深,考古工作也相对滞后。因此,关于巴人的起源和发展,虽然专家学者提出了多种观点,但都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今天,我们重新来探讨这一问题,就有了比前人更为有利的条件,即我们不仅有历史文献的支持,还有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可资利用。我们综合研究各种资料后发现,巴族与盐巴确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巴文化是一部由三峡地区盐资源导演的历史剧。
(一)巴族的兴起
《世本•氏姓篇》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 董其祥先生认为:“巫诞就是《山海经》所称的‘巫’,或称‘民’。” 任乃强先生也认为,巫诞与巫有关 。又据杨权喜先生考证:“巴、巫诞、禀君大体均指三峡至清江一带沿江生活的巴蜀文化系统的一支民族,即夏商时期的巴人。” 由此看来,巫民乃“巴人之祖”,已逐渐被学术界所认同。
巴人之祖巫民,是三峡地区自然盐泉的重要开拓者。《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有民之国,为人黄色。帝舜生无淫,降处,是谓巫民。巫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关于“民之国” 的地理位置,《山海经•海外南经》云:“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国在其东,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一曰国在三毛东。”据董其祥先生的研究,“三苗之东,即今甘肃东南,正是大巴山、巫山地区,即古巴族巫活动、聚居之所” 。任乃强先生通过对“三苗国”的考证更明确地指出,巫国所在地位于瞿塘峡东口大溪口和巫峡西口巫溪口之间100里开阔地带,与大溪河谷、巫溪河谷相连(今巫山和巫溪2县所在区域) 。巫国地处绝壁险峭的石灰岩山谷,耕地和牧场匮乏,为何能“百谷所聚”?其原因就在于巫民发现并开发利用了三峡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盐泉,可以用土法烧制的食盐与其周边部落交换谷物、布帛和所需的其他生活用品。这一点,已为大溪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所证实。
在巫山大溪遗址发掘的210座墓葬中,不少墓都有用鱼随葬的现象,从鱼骨所在位置看,有的把鱼尾衔在死者嘴中,有的把鱼放在死者身上,有的把两条大鱼分别垫在死者两臂之下。我们知道(当然,与鱼常打交道的大溪先民也应知道),鱼是很容易腐臭的动物,要使之贮藏较久,必须用盐加以腌制。对此,任乃强先生解释道:“巫山县北之宝源山盐泉,自古迄今,从未衰减。地距大溪沟,一水相通,不过二百里。由此可知此间之原始人群,得盐之易,用盐之早,与醃鱼殉葬之必然。”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大溪遗址发掘的遗物中有来自盆地以外的绿松石、象牙圈、海螺、蚌珠等稀有之物。这充分表明,当时的大溪先民已用自己的土特产品(对周边部落来说,食盐或用盐腌制的鱼是大溪先民最具吸引力的土特产品)与邻近部落进行原始的商品交易活动。巴人之祖巫民,即为大溪文化的创造者及其后裔,巫民和大溪先民仅仅是两套语言的区别。正如杨华先生所言:“据近年来考古学者的研究,鄂西、川东一带自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时期,这里就是巴人(应是巴人之祖巫民——笔者注)的根据地了” 。
三峡地区告别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是从巴人开始的。《山海经•海内南经》曰:“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竹书纪年》卷上亦云:“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这两段记载说明,至迟到夏代初年巴人已登上历史舞台。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重庆至宜昌的长江沿岸发现了一大批夏商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其中,主要有江津王爷庙遗址(上层),渝北区朝阳河嘴遗址(下层),丰都黄柳嘴、凤凰嘴、麻柳嘴、农花庙、玉溪,忠县瓦渣地、哨棚嘴、中坝、杜家院子、罗家桥,云阳东阳子,奉节老油坊、李家坝、杜家坪,巫山魏家梁子、琵琶洲、江东嘴、大昌西坎,巴东官渡口、红庙岭,秭归庙坪、朝天嘴、下尾子、徐家冲、杨四庙、何家大沟,宜昌路家河、白庙子、中堡岛、下岸溪、伍厢庙等遗址。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巴人遗存”其分布并非限于三峡地区,在三峡出口处的宜都、枝江、当阳、远安、荆门、江陵、沙市、长阳、松滋,湖南的湘西地区和四川的成都平原都有发现。不过,从目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来看,“早期巴人遗存”在渝东、鄂西的三峡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由此可见,三峡地区是巴人的发源地。
夏商时期的早期巴人,是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民族,与其祖辈巫民一样,逐鱼盐而居,大体活动于盐资源丰富的三峡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载:“(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 夷水(又称盐水),即今清江。《水经注》卷三七解释说:“夷水,即很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水经•夷水注》说,夷水从难留山(又名武落山,一般认为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东流“与温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夹岸,有温泉对注,夏暖冬热,上常有雾气,疡疾百病,浴者多愈。父老传:此泉先出盐,于今有盐气。夷水有盐水之名,此亦其一也。”熊会贞《水经注疏》按称:“泉在今长阳县西”。杨华先生根据地名学调查资料认为,《世本》记载的“鱼盐所出”之地当在今长阳县最西端的渔峡口一带 。渔峡口附近现在还有盐池温泉,据科学检测,其NaCl含盐量仍占3/1000,并在盐池温泉附近的桅杆坪遗址出土了石祖,这与《世本》“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的记载相符。廪君巴人经过异常惨烈的战斗,射杀“盐水女神”,独占清江流域的鱼盐之利后,其部族势力逐渐强大,走向兴盛。
(二)巴族的兴盛
商代晚期以来,随着盐业生产的发达和泉盐运销的兴旺,巴族繁荣富强起来,建立了地跨今川、渝、湘、鄂、黔、陕六省市的泱泱大国——巴国,在中国上古史上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廪君巴人以盐业作为经济支柱,大约在商代晚期,通过与邻近部落以盐易物的交换,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已十分强大,臣服了其他几个小氏族部落,筑城为都,建立起部落联盟式的酋长国——巴国。“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为配合湖北省清江隔河岩大型水电枢纽工程建设,湖北省文化厅抽调有关方面考古工作者联合组成了清江隔河岩考古队,于1988年和1989年先后两次对位于长阳县渔峡口镇东南0.5公里清江北岸的香炉石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香炉石遗址离渔峡口盐池温泉不远,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文化层厚达5米,是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值得注意的是,在香炉石遗址出土的商末至西周的2400余件陶器中,圜底釜和尖底杯就多达2100多件,占总量的88%左右,与此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陶网坠,这些给我们复活了《世本》“鱼盐所出”的记载。根据香炉石遗址附近的地理环境与《世本》、《晋书》、《水经注》和《太平寰宇记》等记载夷城“山石曲”、“泉水亦曲”的地貌特征相似,加之其附近又有反映巴人故事白虎陇的传说,罗家新先生认为香炉石遗址就是廪君巴人的都城夷城所在地 。笔者以为,这一看法颇有见地。
以盐立国的廪君巴人,在完全控制清江流域之后,为攫取更多的盐资源,迫不及待地向西扩张地盘。他们中的一部分沿着大溪,越过渝鄂山地,进入三峡地区的腹心地带,插足盐泉涌流不绝的今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和忠县等地;另一部分自郁江挥师南下,直指盐泉丰厚便利的今彭水郁山一带,为行盐的方便,又顺乌江而下到达枳(今涪陵),并在此建都,后又迁都江州(今重庆)。廪君巴人占有三峡地区自然盐泉后,其经济力量日益强大,军事政治力量迅速壮大,控制的领土不断扩大,及至春秋后期,巴国已囊括“东至鱼腹(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渝东南酉阳、秀水、黔江、彭水及黔东、湘西部分地区)” 这一大片地域了,其疆域之辽阔当时可谓泱泱大国。纵观廪君巴人的疆域扩充史,我们不难看出,基本上沿袭了其先人仰仗自然盐泉制盐、贩盐以安身立命的古老传统。关于此,我们可以从三峡地区及周边邻近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中得到印证。
在忠县哨棚嘴、瓦渣地、中坝、邓家沱、李园,云阳明月坝、三坝溪,奉节老油坊,巫山双堰塘、蓝家寨,长阳香炉石等遗址,出土了以尖底杯和圜底罐代表的器物群,其堆积之厚,数量之多,同一遗址或同一层位器物之单一,令人吃惊。尖底杯,是一种直口无唇、薄胎斜壁、尖底呈胡萝卜状的陶器。这些遗址发掘出土的尖底杯形状基本相似,而大小不一,口径6~12厘米,高11~13厘米,厚0.3~0.4厘米。圜底罐,是一种口沿抹压成波浪状鼓腹圜底的陶器。圜底罐的形状也基本相同,大小也略有不同,最小的口径为7厘米,腹径8厘米,高8厘米,最大的口径20厘米,腹径30厘米,高30厘米。孙华和曾先龙先生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共存关系推测,尖底杯的流行年代在商后期至西汉初期,圜底罐的流行年代在西周至西汉早期 。虽然目前还没有做微量元素检测,尖底杯和圜底罐的具体功用尚缺乏直接的科学依据,但尖底杯和圜底罐是巴人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制盐器,已成为这类陶器发掘者和盐业考古专家的共识。
如上所述,商末至春秋战国时期,三峡地区自然盐泉的富集地,如忠县、云阳、奉节、巫山、长阳等地,都是巴人重要的盐产地,陶器制盐规模庞大,盐产量极其可观。
(三)巴国的衰亡
盐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和食用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它在中国上古时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也决定巴族因盐辉煌,也因盐招致灭顶之灾的宿命。战国中后期,巴、楚和秦为争夺三峡地区巨厚的盐资源不知发动了多少场战争,至公元前316年,巴国在楚和秦的夹击之下最终走向灭亡,巴族随着三峡地区盐资源的失去也逐渐衰微。
战国中期,巴国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堕落,政治力量开始衰落,统治力量也因此削弱,遂发生巴蔓子向楚国借兵的事。这件事无疑暴露了巴国的虚弱,这给早已对巴国盐资源蠢蠢欲动的楚国以可乘之。于是,楚国派军西征,在公元前377年占领了巴国控制的清江流域渔峡口盐泉。清江流域盐泉的丢失,巴国在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国力更加虚弱。腐朽的巴国统治集团对此束手无策,楚军便大举西进。公元前361年,巴国南部领土——黔中之地旋即又被楚军攻占,彭水郁山盐泉因此丢失。彭水郁山盐泉的失去,巴国经济更加虚弱。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年),把兵锋直指巴国控制的宝源山盐泉,很快攻占今巫溪、巫山和奉节一带。巴国控制的三大盐泉损失殆尽,失支了立国的经济支柱。一个没有经济支柱的国家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就在楚威王时,楚军从枳出兵沿长江西进,攻下当时巴国的都城江州。接着,楚军又攻陷江州北面的垫江(今合川),巴国君臣仓惶逃至阆中。巴国虽名义上尚在,但地盘仅今川北一隅了,政治上的腐朽和经济上的贫弱,巴国统治集团已岌岌可危。果然,公元前316年,秦军南下灭蜀后,顺手捎带,轻而易举地就将巴国灭亡了。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楚国因觊觎巴国的盐资源而对其频繁征伐,可在三峡库区发掘的多处楚墓群中得到证实。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已清理出具有楚文化性质的墓葬近100处。这些墓葬主要集中发现于涪陵镇安、忠县崖脚、云阳李家坝Ⅱ区、万州中坝子、奉节上关等地。从这些墓葬的分布情况来看,忠县和云阳是渝东地区两个产盐重地;崖脚位于井河与长江汇合处的北岸,是控制井盐场的要地;李家坝位于云阳高阳镇,距云安盐场仅20公里左右,所在之小江是开县温汤盐的必经水道,李家坝确系控制云、开两县盐运水陆交通的要地;万州、奉节也有盐的生产;涪陵虽不产盐,但它地处乌江口,是控制彭水郁盐水道的重地。我们不难明白,这些墓葬所处的位置均与渝东地区盐的产地有关,而且都在盐运水道的重要位置上,控制住这些地方,既能保证盐税的征收,又可护卫运盐船只顺利发往楚国。从这些墓葬的数量来看,盐的产量越大,墓葬就越集中,所以,分别位于产盐重地云阳和忠县的李家坝Ⅱ区、崖脚两处遗址的墓葬最多,最集中。云阳李家坝已清理出墓葬45座,忠县崖脚清理出墓葬20座,目前仍在继续发掘。从这些墓葬出土的遗物来看,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其中有剑、矛、銊等。这些墓葬就向我们讲述了两千多年前楚国武装占领巴国盐泉的历史。
三、余论
本文耗用如此篇幅来描述三峡地区盐资源与巴文化的关系,意在透过这一具体关系来展示上古时期盐与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特殊关系。笔者无意援引局部性的个案推断出涵盖全局的一般性结论,本文期望通过这一微观研究,能够使下列问题和讨论得以深化。
从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我们至少可以清理出盐与中国上古文化的两重特殊关系:一、盐是中国上古文化形成的重要凝聚因素;二、盐是中国上古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一)盐是中国上古文化形成的重要凝聚因素
盐乃“食肴之将” ,人人必需,“无盐则肿” 。食盐,是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人类生理活动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是人体组织必不可少的矿物质,含有人类大脑发育所需的14种微量元素,具有维持神经电流正常运作、体内酸碱平衡和体液渗透压平衡的作用。所以,自然产盐便利的地区,加之较为适宜的自然条件,就容易形成人类的聚集区,由此发展成为群居的部落,进而形成古老的文化。三峡地区虽多是石灰岩,土地贫瘠,农耕条件较差,但盐资源巨厚便利,水网密布,宜于制盐和渔猎,是生产力不高的先民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处。巴人之祖巫民受巫山盐泉的吸引,聚居在盐泉涌流不绝的巫山地区,凭借珍贵而丰富的泉盐,不耕不织,不狩不猎,却丰衣足食,莺歌燕舞,生活无忧,创造出山区小河谷的氏族文化“巫文化” 。夏商周时期的巴人秉承先人的传统,沿长江干流及其支流逐鱼盐而居,以盐兴国,以盐富国,创造出内涵丰富和个性鲜明的大河文化巴文化。由此我们认为,盐资源是中国上古文化形成的重要凝聚因素,否则,交通不便,几乎无地可耕的三峡地区不可能有光彩夺目的巫文化和巴文化。
(二)盐是中国上古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必须要有用于与其周边邻近民族交换的物资,由经济交流促进文化交流。在中国上古时期,盐资源与粮食、水一样,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主要资源,其中以盐资源量最少、分布最有限尤为重要,是以经济交流促进文化交流的天生的物资。巴人之祖巫民和夏商周之际的巴族,以食盐作为原始商业贸易活动的雄厚资本,与近邻民族交换谷物、布帛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从而加强和促进了他们与周边临近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因此,李绍明先生说:“有了食盐,不仅可满足巴人本身生活所需,而且还可壮大自身经济力量而与楚蜀诸地交通。” 在三峡地区发现的“早期巴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既与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同期文化相近,又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同期文化接近,这说明巴文化与蜀文化和楚文化的密切联系。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教授张良皋先生从古文字学角度作了富有想象的推测,甲骨文中的“西”字来源于巴人煮盐用的圜底罐,“东”字来源于楚人盛米的米袋子,巴楚之间很早就开始了以盐易米的物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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