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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两淮盐商的“儒士风”

文章作者:赵银笙 发表日期:2014/11/27 14:49:52 点击次数:1627 次 文章来源:江苏金桥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布人:jssaltjq

 

“士农工商”四民之说,源于被后人称之为盐神的管仲。由于“四民”都是“国之石(柱石)民也”,所以本没有高下卑贱之别,只有前后左右之序,就如一株参天之木,士如土壤,农如树根,工如树干,商如树叶。

然而,随着传统礼教等级思想的不断发酵,“四民”的社会职业属性慢慢异化为社会身份定位,“士为民之首,商为民之末”成为社会主流认知。不但唐太宗要求工商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宋代也有商人不得与士齿的定律。

实际上,“士”的属性有一个演化过程。欧洲有骑士,日本有武士,中国不但有著书立说的学士、为知己者死的勇士,还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直到春秋末年之后,“士”才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

由于“士”是百姓中的白领、官僚们的候补,古人往往皓首穷经以求跻身儒士之林。史湘云曾苦口婆心地劝贾宝玉“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范进应试及第后喜不自胜地出现了癫狂状态。在那个时代,儒士们以头上的一顶方巾在商贾面前耀武扬威,常令后者艳羡不已。

不过,两淮盐商们对“儒士”的倾慕和神往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非功利性的附庸风雅,他们以腰缠万贯的雄厚财力作后盾,延揽名士,结社酬唱,把两淮大地激荡得诗意浓浓,文气习习。

 

两淮盐商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文士,他们一手擎着算盘戥秤,一手拿着四书五经,在商场博弈的同时尽情地享受文化套餐。有一首《扬州竹枝词》写得很生动:“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

结社吟诗,是古代文人们的一大盛事。东晋王羲之等江南名士43人曾聚会兰亭,宋代诗人苏舜钦、梅尧臣等曾唱和沧浪亭,元代顾瑛筑等曾集会玉山草堂。这些文坛佳话历久弥新,现代文人的笔会就滥觞于此。

对于结社吟诗,大盐商马曰琯情有独钟。他与众多儒士结成“邗江吟社”,宾朋酬唱,风雅倜傥,一时倾动大江南北。《韩江雅集》9卷,共收录雅集活动58次的诗歌692首。

174399日的重阳节,天高云淡,马曰琯邀请众诗人齐聚行庵,以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为主题由众人分韵赋诗,大家一面把盏,一面吟咏,其乐融融。聚后叶震初、方环山专门合作画了一幅九日行庵文燕图,形象地描摹了这次雅集的盛况。
   
可以想见,结社吟诗时的马曰琯耳畔不可能还响着铜钱的叮噹声,心胸中定然充溢着采菊篱下的怡然自得。

再说另一大盐商江春,他有“以布衣上交天子”之称。对这位游走于商场与官场之间的盐商,《扬州画舫录》称为“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召南),马秋玉(曰琯)齐名。”他每每倘佯于草长莺飞的淮扬大地,唇齿间不时吟咏出对自然的眷恋和对生活的感怀。

与马曰琯、江春等吟诗酬唱的“雅士”作派不同,盐商汪懋麟则是一副儒家“学究”的风采。他参与《明史》修纂之后辞官回到了扬州,白天治经、夜晚读史,除了《百尺梧桐阁诗集》之外,还著有《百尺梧桐阁文集》8卷、《百尺梧桐阁遗稿》10卷等等。

如果仅以上述三人来佐证两淮盐商的“儒士风”显然有曲高和寡之嫌,实际上两淮盐商中的马曰璐、江昉、汪楫、许承宣、孙枝蔚、程梦星、程晋芳等都是“亦商亦儒”之辈。至于与江春齐名的郑钟山、郑鉴元兄弟,他俩好经术,门无杂宾,基本上已由盐商转化成了儒士。

 

魏晋时的曹丕曾经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句名言在两淮“儒商”们面前却被颠覆得面目全非。他们富而有义,义而优雅,不但为文人们著书立说提供襄助,而且与儒士们志趣相投,惺惺相惜。

祖籍韩国的大盐商安麓村与书法家汪肤敏的交往颇具“欲擒故纵”的戏剧性。初对汪对安的盛意延请并不领情,后却主动登门造访。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安麓村不但未张门盛迎,反而“使人要于路,掖入之,见则命书戏目数出”。其后才告之“先生古君子,前特相戏耳”,并款留堂上宴飨赏戏,而且所奏戏文,都是之前汪肤敏所书写的戏目。可以说,安麓村为结交文人,真的动了一番心思。

“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可谓是对马曰琯向儒之心、好士之情的精准定论。学者厉鹗年届六十还无子嗣,马氏特为其割宅蓄婢;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罹患恶疾,马氏出千金招聘名医为其治疗;吴兴姚世钰客死扬州,马氏出面为其料理后事并刊刻文集。马曰琯去世后,学者阮元不无惋惜地写道:“扬州业盐者多,今求一如马君者,不可得矣。”

而盐商程晋芳与吴敬梓的莫逆之交可说充满着悲情。吴敬梓曾多次应邀北上淮安程晋芳家做客,为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后来,程晋芳因嗜书如渴,遍交文士,家财荡尽,债积如山。乾隆十九年(1754)俩人偶遇于扬州,吴敬梓不胜唏嘘地说:“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别后七天吴敬梓便客死扬州,程晋芳便得知噩耗,怀着满腔的痛楚、满腹的无助写下了“涂殡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的诗句。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盐商们的消费取向为文人们提供了寄情园林、弛骛山水的物质基础和创作灵感,文人们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回应盐商们的尚文需求和知遇之恩。

“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燮(板桥)曾为马曰琯的小玲珑山馆撰书“咬定几句有用书,可忘饮食;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的楹联,其清新写意中透出几分诙谐和调侃。

更透出灵动才气的是“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助商解围故事。一日酒宴,某商围绕“飞红”酒令苦思不得其句,只好顺口说道:“柳絮飞来片片红”。座中顿时哗然,称其为杜撰。金农却说“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完整的四句是:“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实际上这哪是元人诗句,分明是金农为解盐商之围当场口占之诗。

在中国古代文人身上,时常会看到一种“物质上——乞养,精神上——自养”分裂式文化人格,但这种人格到了两淮盐商这儿似乎有所弥合。他们互为依存,互为推崇,生生地把曾经历过清军十日屠城的扬州放大成了历史文化名城。

 

作为清代与山西票商、广东行商并驾齐驱的商业资本集团,两淮盐商们不但没有殚精竭虑地营造自己的商业帝国,反而如硕儒雅士般沉醉于诗坛书苑,个中原由颇值得咀嚼,值得回味。

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这副对联出自于众多两淮盐商的故园-—安徽徽州,吴敬梓曾将其略作改动镶嵌到了扬州大盐商万雪斋的厅堂里。这不只是雕刻在门楣厅堂上的点缀,而是两淮盐商们的人生感悟的结晶。

据清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统计,从明嘉靖到清乾隆间移居扬州业盐的商人共80人,除了陕商、晋商各有10人之外,其余60人均为徽商。

这些来自程朱理学故乡的两淮盐商,自幼就受到了儒学的浸濡滋润,并因身处山水阻隔之地萌生了对外出谋生的神往。所以,他们把读书与营商都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当科举不顺时,则轻儒而重商;当商而有成时,则轻贾而重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

于是,两淮盐商中既有“先贾后儒”之辈,也有“先儒后贾”之流,更有“儒贾兼备”之人,进而形成了其他商帮难以企及的儒商群体。他们的儒士之风不仅抬高了自己的社会声望,而且创造了自身的商业文化。如“二马”之盐,包装精美,享誉江淮盐市。盐商张四教精通《九章算术》,并在业盐过程中将勾股、商分运用自如。正是有了这样的价值趋向,两淮盐商们才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盘弄得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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